明代历史演义小说《东周列国志》五十一回中，楚庄王兴兵伐戎，逼近当时的周都雒邑，陈兵郊外，大摇大摆地对周定王派来的欢迎使者王孙满说：“寡人闻大禹铸有九鼎，三代相传，以为世宝，今在雒阳。不知鼎形大小与其轻重何如？寡人愿一闻之！”王孙满则答道：“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，鼎之轻重，未可问也。”回答得义正词严，暂时打消了楚庄王称称九鼎重量的想法。那这“九鼎”究竟是何来历，连问都问不得。

鼎本来是古代煮饭烹肉的器物，青铜鼎是从新石器时代的陶鼎发展而来的。古代鼎被奉为传国宝器，称为宗庙彝器，象征着统治者的权威权力。奴隶主贵族因身份不同，在使用礼器上有严格的等级规制，在鼎的使用上尤为突出。若有违规，将被视为谋逆。同一组鼎中，每一个鼎的形制、花纹相同，但大小尺寸依次递减，形成有规律的序列，叫列鼎。从已发现的古墓中可见，西周奴隶主贵族使用列鼎规制极为严格，数量均为“奇”数，没有“偶”数。其列鼎数目规制为：天子用九鼎；诸侯用七鼎；大夫用五鼎；元士用三鼎。

故而，九鼎成为天子专用，是天下至尊的象征，它所代表的是俨然不可侵犯的皇权。所以，诸侯和士人别说使用，就是问一问也是大逆不道。所以“问鼎”算是逾制的行为，说明问鼎之人有越级的不轨之心。故楚庄王不过问了一下九鼎的重量，在历史上便留下了一个有篡逆之心的名号。

“九鼎”既然有天下至尊的象征，有称霸天下的含义。我们就需要再想一想，为何是“九”鼎，而不是其他的数字，这个“九”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和典故吗？

探究“九鼎”的历史，我们可以追溯到中国首个奴隶制社会-夏朝的诞生之初。《左传》记载，大禹废除禅让制，行世袭制，并将天下划分为九州，即徐州、冀州、兖州、青州、扬州、荆州、梁州、雍州和豫州（《尚书·禹贡》）。大禹命令九州州牧分别贡献青铜，于荆山之下铸造成九尊大鼎，分别刻画九州的名山大川、奇异之物甚至魑魅魍魉于其上，每一尊鼎都代表一州。《墨子·耕柱》曰：“昔日夏后开（启）使蜚廉折金于山川，而陶铸之于昆吾······九鼎既成，迁于三国。”所谓“三国”，是指夏商周三代。最初，九鼎被集中于夏朝都城，象征天下王权都掌握在夏朝君王手中，是谓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。九鼎安放完成，自此天下定鼎。

据传九鼎最初被陈列于宫门之外，供人瞻仰。如果人们想去往哪一州，可以来看一下相应的鼎，便知道当地有怎样的山川，有哪些鬼怪猛兽，可以趋吉避凶。大禹的这一举动获得了上天的认可，因而夏朝获得庇佑，得享天下近500年。

九鼎除了地图的功效，更重要的是其政治价值，它所代表的是名正言顺的政权，证明拥有者为九州之主，是天命所归。

但政权的巩固与否并非依靠九尊大鼎就能决定。九鼎在从夏到商、从商到周，随着朝代的更迭而不断被迁移。但总体上奴隶社会九鼎之主的变更还呈现出明晰的线索，直到东周末年、春秋战国时代，群雄并起，无不想尝尝一统九州、定鼎天下的滋味。于是便出现楚庄王问鼎的情景。

其实楚庄王问鼎之后，其余霸主也不是没有这份野心，秦惠王就曾兴师意欲夺取九鼎。当时周赧王帐下有谋臣颜率，鼓动齐国帮助驱秦，并答应把九鼎给齐国。齐国来要，颜率便问齐王走哪条路，结果都不合适，又说九尊大鼎，一个要用九万人，九九八十一万人方全能拉走。这样一顿夸大之词最后让齐王也没了话说。

关于九鼎的下落，历来众说纷纭。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当中有对九鼎的记述，但却出现了前后不一的情况。先是在周、秦二“本纪”中提到，秦昭襄王五十二年（公元前255年），周赧王死，秦从雒邑掠九鼎人秦。但随后又在《封禅书》中说：“周德衰，宋之社亡，鼎乃沦没，伏而不见。”时间上无法对应，自相矛盾。东汉史学家班固在《汉书》中也提到九鼎，他收录了司马迁的上述两说，同时，又补充了一条史料，周显王四十二年，即公元前327年，九鼎沉没在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泗水之下。后来秦始皇南巡之时，派了几千人在泗水中进行打捞，但最终无功而返。清末史学家王先谦曾在《汉书补注》中推断，东周王室因人不敷出，熔铸了九鼎以铸造铜钱，对外则诡称九鼎已不知去向。但是，这种推断貌似有理，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史料佐证，难以使人信服。

“九鼎”这一重器虽然最终在历史上失去了踪迹，但以九鼎代之统治大权的寓意却在随后的封建社会中留存了下来。